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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焦点] 不让生育的社会:日本职场女性为什么不敢生育

2020-10-10 20:33:38 12845 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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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山而川 发表于 2020-10-10 20:33:38 |阅读模式

山山而川 楼主

2020-10-10 20:33:38

日本的少子化、老龄化问题一直严重,年轻人的育儿欲望低。为什么不愿意生育?将育儿的责任强加于女性,依旧是日本社会的现状,然而社会对于女性怀孕、育儿又有着诸多不公。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一书的作者小林美希,曾任职于株式新闻社、每日新闻社《经济学人》等媒体,她以采访和数据为基础,向读者展现了职场对怀孕女性的不公待遇、医院妇产科的弊端、幼儿园存在的问题等,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生育率低的社会因素。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其中部分内容,标题为编者所拟。 663.jpg

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

在东京都内的公益法人工作的石野惠子小姐(化名,34岁),2002年3月从大学毕业。2003年,她与学生时代交往的男朋友结婚,育有二子。虽然顺利请到产假,但她表示:“想取得育儿假,几乎是梦中之梦。”

结婚那会儿,丈夫正在攻读研究生,为此,两人已经做好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。惠子小姐当时在中央官厅担任临时职员,婚后很快换了工作,顺利应聘为正规雇用的非编制职员。月薪为税后20万日元。接着,她便在有着30年筑龄、约6张榻榻米大小的单间公寓里与丈夫开始了新婚生活。

惠子小姐在试用期时怀孕,总务人事科告诉她:“从未有过员工还没入职就怀孕的先例。你靠丈夫的收入无法维持生计吗?”事实上就是向惠子小姐提出劝退。更有甚者,人事科还给惠子小姐远在九州的老家打去电话,向她尚未退休的双亲表示,倘若想继续留在单位,惠子小姐必须“将孩子寄养在父母家,否则就辞职吧”。总之,提出的皆是强人所难的要求。

好在直属上司对惠子小姐竭力袒护,她才没有遭到辞退,却不得不工作到产前第4周(法定产前6周即可申请产假),产后也仅仅取得了8周的产后休假,便迅速回归职场。惠子小姐表示:“如果可以,当然希望能取得育儿假。”然而自己是家庭的支柱,要是不出去工作,全家人的生活便无法维持。试用期怀孕一事让她遭到同事的排挤,甚至被人在背后议论“派不上用场”“没有战斗力”,这些闲言碎语很快传入惠子小姐的耳朵,大环境如此,

她根本没法申请育儿假。自那以后,单位招聘职员,对女性员工的试用期延长到半年至一年。惠子小姐认为:“ 这样一来,如果试用期怀孕,单位便能轻易辞退女性员工了。”

顺便一提,根据厚生劳动省雇用均等及儿童家庭局的规定:“无论员工是否处于试用期,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均被视为违反《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》。若男女员工均以正式职员身份获得录用,且隶属同一部门,试用期限却不一致,也被视为违反《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》。”根据《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》第九条规定,禁止以妊娠、分娩为理由对女性施行不公平待遇,包括禁止解雇、降薪以及将雇用形式由正式职员调整为非正式职员等。

丈夫取得硕士学位后,虽然顺利就职,但是高强度的工作将他逼到过劳死的边缘。惠子小姐怀孕期间,他曾三次在公司昏倒,被送到医院抢救,接受住院治疗,并被医生命令在家休养。丈夫离职后,尝试攻读原本已经放弃的博士学位。毕业后,他找到一份外聘讲师的工作,于是留下妻儿,独自前往关西地区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惠子小姐都过着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的“单身母亲”生活。6年后,她怀上第二胎。怀孕期间,丈夫已经离家,去了关西地区工作,偿还奖学金的同时,每月给惠子小姐寄来10万日元的生活费。分居两地的生活导致他们很难再有积蓄。惠子小姐选择了分娩费用较为低廉的都立医院,甚至一次次对腹中的宝宝说:“深夜或双休日麻烦医生的话,会增加住院费用,你要在工作日的白天出生哦。” 675.jpg

日剧《坡道上的家》剧照

她为第一个孩子选择的是公设民营的幼托联合型“认定幼儿园”。寄养婴幼儿的机构,分为文部科学省管辖的幼儿园,厚生劳动省管辖的托儿所,以及两省共同设立的认定幼儿园。幼儿园侧重对幼儿的教学启蒙,孩子每日在园时间较短,母亲多为全职主妇;托儿所允许孩子留至晚间,不过教学质量相对较差,孩子的父母也几乎都有工作,无暇照顾小孩。由于托儿所的待机儿童很多,惠子小姐费尽周折,总算把孩子送进了认定幼儿园。认定幼儿园与普通幼儿园很像,基于“孩子应该尽量和母亲待在一起”的理念,常在工作日的白天举行监护人集会。为此,惠子小姐很快将带薪假期用完。孩子进入小学后,放学时间变得更早。在此基础上,想要带着孩子复归职场完全是不可能的。然而,如果申请育儿假,收入就会减少,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。一时之间,惠子小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。

“今后如果没有加薪的希望,又找不到寄养孩子的机构,仅靠我一个人,实在无法抚养两个孩子。”于是,惠子小姐怀上二胎后,便把远在九州老家的母亲叫了过来,产后第8周回到职场。入园费便宜的认定幼儿园已经招收了很多待机儿童,就算能找到别的地方寄养孩子,也只能选择每月费用超过10万日元的认定外机构。行政支援中,也有由“保育妈妈”提供的家庭保育服务事业,可以将孩子寄养在符合标准的保育妈妈家里,另外,若监护人需要常去医院,或参加冠婚葬祭等红白喜事,家中无人照顾孩子时,也可以选择“临时寄养”的方式。然而,惠子小姐与丈夫分居两地,又有全职工作,保育妈妈服务的利用时间段和利用次数都很受限,思来想去,她只好请母亲从老家赶来为自己照顾小孩。惠子小姐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,提前退休,搬来东京,与女儿住在一起,专心照顾孙儿。即便国家出台保育制度,现实中也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,无法回回按制度办事。惠子小姐深有感触地说:“生下孩子后,要想兼顾育儿和工作,比起行政支援,自己母亲的存在才是必不可少的。”

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《第4回全国家庭动向调查》显示,是否与父母同住会改变女性产后的就业率。与父母同住的“就业继续型”女性(指不受结婚生育影响持续工作的女性)的产后就业率为30.7%,而不与父母同住的女性,其产后就业率只有17.7%。后者中,若自家与父母家相距不足1小时路程,产后就业率为19.4%,超过1小时路程,则产后就业率下降到12.8%。总之,“再就业型”(因结婚生育而离职,待小孩成长到一定年龄

复归职场)占比未曾超过50%。至于“离职型”(因结婚生育而辞职,此后不再工作),与父母同住并离职的女性占比14%;分居并离职的占比21.1%;自家与父母家相距1小时以上的占比27.4%,即是说每3人中就有1人不得不完全退出劳动市场。当前,拥有两立支援意识的企业数量稀少,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尚不完善,对既想工作又想成为父母的人而言,能否依靠自己的父母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 674.jpg

日剧《坡道上的家》剧照

年年增多的35岁以上高龄产妇

“现在怀孕的话,会很头疼,等这项工作做完后……”

就职于东京都内某咨询公司的槌田宽美女士(化名)说,虽然她也想要小孩,但是工作迟迟无法告一段落,就这样跨入了40岁。宽美女士的主要工作是企业顾问,涉及企业经营的高效化与宣传。平时,由她负责的企业大约有30家,有制造业,也有饮食、服务业。对各个业界进行分析当然是工作的一环,此外也需要关注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动向。20多岁时,她被任命为组长助理。30岁结婚,但那正是她感受到工作乐趣的时期。她的想法始终是:“生孩子这种事,根本没时间考虑。”

自己的提案获得实现,在客户那里业绩有了增长后,她对工作越发精益求精,33岁时成为公司里最年轻的组长。她沉迷于工作,毫不排斥在公司加班留宿。年长她5岁的丈夫想要小孩,宽美女士总是说:“手头一个重要项目正在收尾阶段,等告一段落再……”对于怀孕始终举棋不定。完成一个项目,短则半年,长则一两年。“我是项目负责人,不能半途而废。”她表示,于是一再回避怀孕。

公司是风险企业,创立者就是社长。员工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。通常3至4人为一组展开工作。其他小组有位20多岁的女性员工怀了孕,由于孕吐,迟到早退频繁。待孕吐现象减退,为了补上之前落下的进度,她拼命工作,却险些流产,很快住院。为了堵住突然出现的漏洞,全组同事忙得叫苦不迭。不久后,她出院回到自己的岗位,对于无法竭尽全力工作,大家都加班到快赶不上末班车,自己却率先下班这一点,她内心很是愧疚。

同组的一位单身女性员工对宽美女士抱怨道:“就因为她工作时间太短,害得大家都很辛苦。我们又不能当着她摆脸色,压力好大。”并且怒气冲冲地说:“听说她还想休1年的产假,都不知道自己给小组添了多少麻烦吗?”另外,也有男性员工冷淡地说:“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话,还是拜托她辞职吧。”

如果无法找到人手接替正休育儿假的员工,那么在她们复归前,那部分工作就需要全组共同承担,显然大家为此将持续超负荷工作。若是谁都能胜任的任务,可以暂时雇用派遣社员应急。要是遇到无人可替的工作,而组内刚好有可以接手的人才,公司就不会招聘新人,而是要留下来的人咬牙坚持。针对任务繁重的员工予以相应的薪酬奖励,倒还能够平息他们的不满,宽美女士所在的公司却没有这样的薪酬机制。

其他小组怀孕的女性员工察觉到公司的气氛,便考虑只休一下产假便回来工作,然而产后身体恢复不佳,托儿所里待机儿童已经收满,又没和父母住在一起,于是一边等待托儿所空出名额,一边休了将近一年的育儿假。公司里,没有一位员工真心祝贺她怀孕生子,其他已到结婚生育适龄期的女性员工还有很多,大家都私下猜测:“下一个怀孕的又是谁呢?”

面对这种状况,宽美女士不由得想:“考虑到产后的种种情况,我也无法依靠娘家。如果要怀孕,必须等到重要的工作有了眉目再说。”她经常同时负责好几个大型项目,而之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工作在等着她。几乎每周都会出差,在日本全国飞来飞去。业绩优良的宽美女士在38岁那年又获得了升职。她也常常会想:“照这样的状况,我什么时候才能怀孕呢?”越是努力,越是从成就满满的工作中感受到无穷乐趣。在女性周刊杂志或电视节目中目睹女性接受不孕治疗时的艰辛,她也总觉得事不关己,只要自己愿意,很快就能怀上。既是上司也是负责人的女同事在42岁时接受体外受精怀孕,然后分娩。由于是领导,公司里没人说她坏话。在此期间,她甚至被宽美女士视作榜样。

以40岁生日这天为界,宽美女士觉得“差不多该认真考虑怀孕这件事了”,便去了某家妇科诊所。然而,光是检查是否患有不孕症以及进行排卵预测就必须跑好几次医院。每当医生告诉她:“请于这天来医院。”她都会瞪着日程计划,说:“那天约了客户商谈……不行,这个月都没空。下个月的话,勉强能够……”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多次,焦躁归焦躁,她却想着:“反正40岁怀孕已经晚了,再拖延一两个月也没什么差别。”根本不放在心上。后来医生忠告她:“35岁已经很难怀孕,流产率也会提高,40岁更不必说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怀孕,工作必须适可而止。”于是,她不得不在工作与怀孕之间做出抉择。

像宽美女士这样,40多岁才来妇科诊所就诊的女性并不少。广尾淑女医院(HiROO LADiES)院长、妇产科医生宗田聪著有《31岁开始的子宫教科书》(Discover 21出版社)一书,听说有不少像宽美女士一样将怀孕往后推延的女性去他那里问诊。

“一些42至43岁的女性,抱着‘今后打算生小孩’的想法前来咨询,觉得职场前辈45岁仍旧怀孕生子,自己也得抓紧时间才行。不过聊了一番下来,她们却说,‘工作太忙,今年或明年都不行,两年后才有时间怀孕’。如果身边有比自己年长的人怀孕生子,她们就认为自己也没问题,虽然现在女性推迟怀孕的案例日渐增多,但请大家不要忘记,怀孕是存在适龄期的。”

35岁以上的高龄生产年年增长。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调查显示,出生时母亲年龄在35岁以上的孩子,2000年合计141659人,2011年增加10万多人,合计259552人,分别占出生总人口的12%、25%。现在,每4人里就有1人是高龄产妇。不久之前,35岁以上孕妇病历卡上的“高”字会被小心翼翼地标上圆圈,如今这样的情况已很常见。出生时母亲年龄在50岁以上的孩子,1985年只有1位,2011年却达到41位。

导致晚育的最大因素也许是孕妇差别待遇在职场的泛滥。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(联合)在2013年5月进行了一项关于“孕妇差别待遇”的意识调查,受害女性占比上升到25.6%,而上一年这一数据为17%。遭受孕妇差别待遇的女性里,有五成选择“不求助咨询,忍气吞声”。在引发孕妇差别待遇的各项原因中,排第1位的是“男性员工对怀孕生育不够理解,也不够配合”,占所有原因的51.3%。 244.jpg 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,【日】小林美希/著 廖雯雯/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,2020年8月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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